萨珊波斯(224651年)和唐朝(618907年)是分别位于西亚和东亚的两大帝国。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往史应当上溯到公元五世纪中叶。
在唐朝建立以前，具体说就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522年，《魏书》本纪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前五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五次到达的则是493年迁都后的洛阳。1981年大同西郊北魏正始元年(504年)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银盘，1970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银碗，1988年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银碗，都是典型的萨珊式波斯银器，其中应当有波斯使者带来的波斯产品，当然也有可能是北魏得自西域的萨珊或中亚所产的波斯器皿。来到洛阳的波斯人，我们可以从《洛阳伽蓝记》卷三中了解他们的情况：“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这里所说的西夷归附者，应当也包括波斯人在内。他们先被处之于崦嵫馆，以后赐宅在慕义里。
波斯的使者也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献方物。现存南京博物院的题为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残卷，波斯国条题记引释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有“中大通二年遣中(使)经犍陀越奉表献佛牙”，可知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也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域形势也不安宁，柔然控制着西域往来的道路，波斯与西魏、东魏的往来一度中断。而就在大约546年时，柔然曾派遣年轻的虞弘出使波斯和吐谷浑，表示与西域的交往通道都在柔然的控制之下。552年，突厥大破柔然，柔然衰亡。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波斯使者到访西魏都城长安，大概就是柔然破灭的结果。565年，萨珊波斯与突厥汗国联合攻灭中亚游牧强国口厌哒，但不久突厥又通过粟特商人为首的使团与拜占廷结盟，夹攻萨珊波斯，波斯东来的道路仍不畅通。《周书》记北周天和二年(567年)有安息国使献方物，而此时安息早已不存在，是否是用古称来指波斯，还是粟特安国之误，不能确定。终南北朝之世，未见波斯再度遣使。
隋朝统一了南北中国，到隋炀帝即位(605年)后，又开始与西域的交往。他曾派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波斯也遣使随李昱入隋进贡方物。虽然帮助隋炀帝联络西域的裴矩在所撰《西域图记》中，记载了通向波斯的丝绸之路中道，但大概很快受到隋末战乱的影响，双方的交往又停顿下来。
唐朝建立并稳定中国南北形势以后不久，伊嗣俟(YazdgardⅢ)于632年即位为萨珊国王，随后受到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大食人的大举进攻。波斯在639、647、648年连续遣使入唐，显然是请求援助。不久，伊嗣俟被大食击败，651年逃到吐火罗的木禄城(Merv)，被人杀害。至此，萨珊波斯帝国实际已经灭亡。但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吐火罗，654(永徽五年)遣使入唐告难并请兵救援。其时唐朝尚未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当然无力出兵葱岭以西。661年(龙朔元年)，卑路斯再次遣使唐朝，请兵救援。唐朝此时已击破西突厥汗国，葱岭东西原属西突厥的各个小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设置羁縻州府来加以统治。于是在同一年(661年)，派遣王名远到吐火罗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同时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设波斯都督府。663年任命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唐朝史料记载，667、671年，波斯使者入贡于唐，应当就是卑路斯所遣。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下，卑路斯无法在西域立足，逃入长安，最后客死中土。可以想见，波斯流亡首领逃入长安，必然有相当一批波斯贵族随之而来。
卑路斯去世后，唐朝于678年册立留在长安的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为波斯王。679年，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发波斯道行军，以册送泥涅师师为名，实际是在途中袭击西突厥余部与吐蕃联合的军事力量。当裴行俭率军在碎叶(AkBeshim)擒获西突厥余部首领，平定叛乱以后，随即立碑纪功而还。据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大概在680年，唐朝军队经护密到吐火罗，把泥涅师师护送到吐火罗地区。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已经随卑路斯来到长安的波斯贵族，都会随泥涅师师回到吐火罗斯坦。
泥涅师师在吐火罗地区坚持与大食抗战二十余年，到708年又回到唐朝，被授予左威卫将军称号，不久后即病死于长安。在此期间，683、706年都有波斯使者来到唐朝，或许是泥涅师师所遣，因为唐朝一直把卑路斯到泥涅师师看作是萨珊波斯的正统代表，直到泥涅师师去世后，唐朝才以为“其国遂灭”。
此后，萨珊波斯余部继续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里海南岸的陀拨斯单(Tabaristan)出自萨珊王室，也一直保持独立到765年，因此，唐朝史籍中仍不断有波斯贡使的记录，从719年(开元七年)到771年(大历六年)，仅《册府元龟》所记，除掉重复，就有十七次之多，其中甚至还有波斯国王遣使的记载。也有的研究者把这些使者看作是冒称使者的波斯商人，但这样多的记录，而且有些是明确记载为波斯国王的使者、首领、城主乃至王子，很难都把他们看作商人。而且，即使是商人冒称使者，他们一旦被唐朝政府视作使臣，则他们必然是按照使者来接待的，而不是商人。
以上是传统的中国史书告诉我们的波斯与中古中国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负外交和政治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虽然不排除一些和南海国家一起来的波斯使者走的是海路，但绝大多数的使者是走陆路来中国的，甚至在南北朝时期，波斯与南朝的交往也走的是穿过中亚的陆路。
如果我们把上述人所共知的事实与粟特商人的活动放到一起来观察，或许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一段时期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使者，而不是商人。感谢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亚地区各种语言文献，特别是粟特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以及近年来大量公布的粟特人墓志资料，使我们现在对粟特人的东迁及其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的聚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粟特人的家乡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即古典作家所说的Sogdiana。他们较波斯人来说，更靠近中国，而他们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很早就开始向东方进行商贸活动。至迟在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AncientLetter)写成的313年前后，粟特商人的足迹已经到达敦煌、肃州(酒泉)、姑臧(武威)、金城(兰州)以及洛阳。而在此之前，还没有萨珊波斯遣使中国的任何记录。所以，伯希和认为汉文的“波斯”一名是转译自粟特文的说法，是十分有道理的。粟特人的经商活动，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活动，他们组成队商，选举出队商首领——萨保(也写作萨簿、萨甫、萨宝)，成群结队而行，进行大宗贵重商品的贩运。在粟特本土和中国东北的营州之间，他们在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游牧汗国之间的夹缝地带，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有些商人还深入到中原王朝的都城和草原帝国的汗庭所在地。可以说，从公元四世纪初，到公元八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萨珊波斯的商人就很难插足其间，来争夺中亚和中国本土的商业利益了。我们从吐鲁番留存的大量麴氏高昌国时期(501640年)和唐朝时期的文书，可以看到粟特商人在高昌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但却没有任何波斯商人的身影。由此也可以认为，吐鲁番文书所记和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大量萨珊波斯银币，应当是粟特商人带来的，而不是波斯商人。
从另一方面来看，粟特商人的东方商贸活动是先后受到自己的宗主国口厌哒(Hephthalite)和突厥(Turk)庇护的，当然他们也为宗主国带来贸易上的利益。波斯的东方贸易受到粟特人的阻拦，但是它也同样阻碍着粟特人和突厥人与波斯以西地中海国家，特别是拜占廷的贸易往来。在粟特人力图直接通过萨珊波斯与西方贸易的努力失败后，568年由突厥汗庭出发的突厥粟特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从此建立了绕过伊朗地区而经高加索地区与拜占廷交往的通道。一向与波斯人争夺陆上商贸道路控制权的粟特商人，既然在四世纪初叶以后已经牢固地掌握了东方的贸易网，那么五世纪中叶以来通过陆路而来的波斯人，就很少有成群结队的商人了，波斯的商业活动仅仅局限在波斯使臣的朝贡贸易的范围内。
波斯人在陆上的损失，大概从海上获得了部分的补偿。虽然史料记载长安东西市上也有识宝的波斯老胡，但文献上出现的波斯商人或他们所开设的店铺，更多地是在东南沿海一带。
从广州等沿海口岸经南海西行到波斯的海上交通道路，很早以来就已开通。1984年广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的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中带有粟特文的萨珊银器和20枚萨珊银币，被看作是五世纪波斯商舶来到南中国海沿岸的证据。但波斯商船频繁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应当是从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671年(咸亨二年)，唐朝取经僧义净就是从广州搭波斯舶起程前往印度。到开元时(713741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我们不能同意波斯支持下的商人此时已经建立了通向东方的海上贸易网络的说法，但波斯舶确实是八世纪中叶活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重要船队，所以，唐朝笔记、小说中描写的处在社会下层的波斯商胡，大概主要是从海上来到中国的。
这些从海上来的波斯商人人数不少，《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后，刘展作乱，扬州长史、淮南节度邓景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讨贼，“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见当时扬州波斯商胡人数之多。又，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这些所谓波斯国兵，应当是由波斯商人组成的。他们有能力进攻偌大的广州城，而且逼迫刺史弃城而逃，更说明人数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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