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
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幕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尚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
济宁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整个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平原坦荡，南部湖光秀丽，东部山丘起伏。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改中都（北京）为大都定为国都。此时的大都和华北一带经长期战乱，经济萧条，无法养活大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一切都需南方运来。
史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这样，无论从政治或军事角度来看，重新开通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尚未正式立国就任命汉族水利专家，31岁的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元大将伯颜在南征南宋期间，已深感水路对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性，从而“遍访自江都达大都河道”。
灭南宋之后，在伯颜等重臣支持下，忽必烈命郭守敬“查勘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段”，以备重开运河。
隋炀帝开的通济渠由于黄河南泛全线淤塞，恢复通济渠已非常困难，同时京都已东移至北京，没有必要绕个圈在途经开封、郑州一带，如果改徙山东，运河就变成一条直线，距离最近。在此背景下才把目标移向济宁。
那时运河南端从杭州到淮安，隋唐运河基本完好，淮安以上原古泗水运道虽已被黄河侵占，但船可进入黄河，“借黄行运”到徐州后再逆古泗水运道至鲁桥，还可沿汶、光水道至济宁。在北方有隋唐时开的永济渠，元时新乡以下一直畅通可达天津。所以只要解决济宁向北至永济渠约200公里运道，即可从北京到杭州了。
元运河初开，运量不是很大，管理工作也较零散。元朝对运河和全国水利的管理从属于工部的都水监，三品官。
到会通河竣工后，始设都水分监于景德镇，以后又设行都水监于济宁和水监于济宁和郓城，管理徐州至临清运河航道和河南、山东境内黄河。除闸上有闸夫之外，也动用部分军队管理运河，维护秩序。
明代是运河航运鼎盛的年代，也是困难最大，问题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的年代。那时运河最大的问题是来自黄河的干扰。如何正确处理运黄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封建时代，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至关重要，其管理制度也是相当严格的明朝罢海运，运河是唯一的国家命脉，于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航道管理体系。
永乐十五年，宋礼治河已成，由工部设漕运总兵官，总管运河航道和漕运两大块。首任陈楦任期长达20年。成化七年以后，河、漕分开，总河管航道，总漕管漕政。首任总河为刑部左侍郎王恕。
总河有权节制各省地方官，还有权指挥管河官兵，因此一般都冠以工部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头衔，官居二品或三品。
在古代没有铁路、公路的情况下，贯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交通地位尤为重要，封建王朝视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而济宁恰恰位于大运河南北之间的中轴线上，是运河的水脊，闸口众多。
过往船只到济宁必须落帆停船等候提闸放水方能通过，每天最多时停留上千艘船只，因此说济宁是运河的咽喉之地，是江北最大的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
每日里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官船商舟，画舫游艇，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河两岸百物堆山，商贾云集，南船北马，人烟拥簇，酒楼歌馆，笙歌喧嚷，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
济宁因居运河的中心地带，每年有100万担漕粮抵达大都，而济宁一个码头就转运30万担，济宁翻船，京都翻天。
军国大事，漕运为先，治水者治天下，运河是皇帝运河，故封建王朝视运河为生命线，在济宁设置了众多管理运河河道漕运堤防的官署机构，“公署机构多于他郡”，有72衙门之称，元代设有都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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