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盛开着最美丽的花，那强悍的生命力，美丽的容颜百花为之赞叹。
没人喝彩，没人喜爱，樱粟花，在默默流泪。
平平淡淡的在生死里轮回。
可是樱粟，有花的美，却也有含毒的魅，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强加给它的罪。
微风抚来，撩起残乱的花蕾，风中的它是这么的可爱娇柔，对着你笑，对着你招手，你不由自主的走过来，想抓住，想把它拥入怀中。
鸦片深刻而全面地侵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割据盛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竞相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形成军阀武装—地盘—鸦片的恶性循环，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烟馆遍地，民不聊生。
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民族部分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少的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各类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丰厚的烟税而连年混战。
只不过是当这个魔鬼有意地或者无意地将他们给缠上时，他们变得屈辱，变得堕落，变得疯狂，变得绝望。
但是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获得尊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吸毒而去伤害或是践踏！
毒品的贩卖和吸食威胁着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
赵秉臣部长告诉陈颖弘：“从表面看，毒贩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地方差价利润而进行贩毒的，但大多数来自敌占区的毒贩则是另有任务。
这些人往往受托于伪政府之命，一方面通过贩毒的方式盗回我区有用物资，另一方面毒贩在毒品贩运过程中有意收集根据地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汇报于敌人。
毒品的源头大部分来自上海。
你们如有条件希望帮我们从源头扼制。”
“毒品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苏北根据地的经济秩序。
尽管苏北根据地对于毒品贩运和买卖查禁的十分严格，但是根据地内的少数商贩，甚至是返家的荣誉军人为了高额利润而不顾政府禁令，暗中贩运，藏匿和买卖毒品。
据《新华日报》报道，奸商走私贩毒十分猖獗，市场上私藏鸦片等毒品的商号竟占全部商号的二分之一，个别商号藏毒达数十两之多。
个别商人还利用根据商业贷款专做出入口贸易，出口的是粮食，进口的却是烟土。”
鸦片毒化还伴随着日伪军的金融战。
对于毒品的吸食和贩运，日伪政府以名目繁多的烟毒税进行征收。
而且吸食毒品还导致当地百姓的口袋进一步被掏空。”
二．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也多种多样，有的是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船舱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货品中，有的是“将大包料面伪装在瓜果内”，有的将毒品藏入女人怀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身体的肛门内”，更有甚者将动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地域广阔而地理环境复杂的苏北根据地在面对行踪诡秘，隐蔽较深的毒贩和吸毒者时，如果单纯依靠边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查禁，显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肃清根据地之毒祸，因此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禁毒。
一些军事性的群众组织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深入第一线直接参与禁毒工作。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鬼子对沦陷区鸦片实行专卖，并设有专门收购鸦片的贸易机构。
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
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
日军侵入江南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运输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
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军铁蹄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罂栗花遍地开放，大烟馆比比皆是，瘾君子成群结队。
城市里几乎每天部发现四五具鸦片瘾者的尸体。
尤其是在冬春两季死亡最多，经常有汽车往外拉运尸体。
鸦片毒害从精神上严重摧残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许多吸食者在吞云吐雾之中不仅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财富和肉体，鹑衣鸠面，骨瘦如柴，而且泯灭了灵魂，丧失了人格，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日本统治者的“顺民”。
这将比死亡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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