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多的时候，上海云集了58个国籍的外国人。
人数上，英国人在1910年以前一直独领风骚，1915年以后日本人跃居第一。
其他依次为：无国籍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印度人，葡萄牙人，朝鲜人，越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西班牙人，丹麦人，瑞士人，挪威人，荷兰人和瑞典人，乌拉圭人等。
在上海这块陌生的热土上，不少本属于边缘人物的西方人，为了凸显其西方身份，很爱炫耀，摆架子，说大话。
英国男士，再热的天，也要西装笔挺，英国女士则处处注意摆出贵夫人的架子。
一位英国女士回忆：“她在上海，一次手帕掉地，自己不捡，拉铃叫来管家，管家也大摆架子，又叫来小工，让小工捡起手帕。相当多的欧美人，还以说中国话为耻辱，歧视中国人，禁止中国人进入公园，跑马场，外国总会等场所。”
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也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
在上海的犹太人中，嘉道理，沙逊，哈同和埃兹拉家族是是其中最耀眼的神话，他们在英国的保护下发财致富，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英国读公立学校。
这四大犹太家族古怪并爱炫耀，当时人形容他们就像阿拉伯神话中穿着奇装异服的精灵鬼怪，拥有无限的财富，喜欢向人们大献殷勤。
这些巴格达来的犹太人尽管身处西方社会边缘，但在上海他们热心地强化自己的西方倾向。也爱上了赛马，有的还在赛马场上赢得了无数奖品。
他们西式的住房，也明显照搬上海的英式家居。
有高高的彩绘天花板，餐厅，深色的木地板，西式家具，间或有中国摆设。
这里原是一片坟山和菜地，是属于龙华寺的地产，后来陆续有贫民筑房长期居住。
上海侵华日军强行赶走当地的居民，烧，拆民房，建造了战俘集中营。
为了保证侵华军用物资的供给，日军建造了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数百间的简易楼房，作为苦役营，在集中营和苦役营之间，有一条旧铁路，东连兆丰路，西接龙华站，铁路原是国民党军队建造的，抗战时期成为侵华日军的运输线。
在集中营的东边，有一块空地被称为“乱葬地”或“灵魂滩”，是被那些被残害致死的尸体掩埋地。
集中营四周拦有电网和铁丝网，大门口设岗哨，戒备森严。
斯柯特亲眼所见有些人扛不动沉重的煤包，被日本兵扔进长江淹死。
还有几名美国人计划带领几十名同伴出逃，因集中营人员复杂，风声走漏，日军就在营房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枪杀了几十名计划逃跑者。
那时，斯柯特也想出逃，未成，被日本兵反吊起来，用棍子敲头，敲昏过去，再用冷水浇醒，右大腿根部也被日军刺刀深深地戳了一刀，至今伤疤在身。
之后，他被押送到集中营当伙夫，碾米烧饭。
这些简易的破漏楼房，屋檐高约1.7米，有门无窗，房门只有1.5米，他们进出都要低头弯腰。
室内光线暗，不通风，潮湿不堪，每遇大雨或涨潮，屋内就常积水。
他们全家都睡在水门汀地上，晚上前后两间房屋中间墙上有一小方孔，合用1盏灯，还不许互相讲话。
二．
冷！
真冷！
太冷了！
这是每次活动笨重，麻木的四肢时都会发出的单调声音。
至于思维，他们的脑子就像一块冻僵了的海绵。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的脾气就容易急躁，每天围绕灯光，空间，窗帘，开窗，时间，借东西，偷工减料等所有你可以想象的问题都会发生争吵，满怀愤怒。”
全家开始尽力填塞屋子的所有裂缝，在冻疮上涂药膏，并且重新安排他们的个人习惯。
斯柯特意识到人可以重塑自己的衣着和生活方式。
在衣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越接近中国的贫民，他就越可以更好地面对严寒。
所有吹毛求疵的行为，如经常洗涮，不习惯和衣而卧等都最好抛弃掉，他已经体会到新的生活习惯的好处了。
虽然他极不希望以后再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但他可以很肯定地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是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他也可以忍受，不在话下。
可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数学，他力学数学的研究。
在斯柯特的脑海里，抗战时期的这块区域，只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家当进去的。
除非患重病送医院或死亡，或经日军批准转到另一集中营，进去的人就不可能再出来。
他比划着对人说，这一带就是个集中营。
其中有不少旧楼房本来就配有生活设施，日军便大批量地赶人进去。
日军恨不得把一些中立国的人也按在铁掌之下。
当时，一些中立国的人一见别国的好友进了集中营，他们忍不住偷偷往里送食物和生活用品。
斯柯特说：“一旦被日军发现，很可能被枪毙，难怪有些人后来提起往事，直说是提着脑袋闯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从甲午战争前就开始了针对中国的间谍侦察活动，百年来被接露的这种事实不计其数。
虽然如此，日本军国主义培养和训练特工的情况似乎仍然是秘密中的秘密，被深藏掩盖难得披露，外界一直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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