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汉清走出公安局“五七”干校，官复原职，重新坐在江都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位子上，一半是老上级——市长鲁一帆的功劳，一半是他原来的管辖区内驻地部队的枪支被盗的原因。那些热衷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整天忙于造反夺权，根本没有心思去尽心尽责组织侦破部队的盗枪案。
几个月过去，案情毫无进展，急得部队保卫处万开年处长是团团转，头发都白了一半。后经他请示报告，由部队最高长官出面找到老首长鲁一帆，要求老战友江汉清重出“江湖”，坐镇指挥侦破“六﹒二0”盗枪案。
复任伊始，江汉清是感慨万千，拂摸着坐了多年已经被汗水浸染成油黄色的竹藤椅，他静静的坐在它的上面连续抽了三支香烟。他抽完最后一支烟后苦笑着轻轻摇了摇头，感到从离开这里又回到这里，只是一部书的第一页至最后一页的距离，却让他看到了“文革”的后果，与国与民百害无一利。作为本市的治安刑侦的最高长官，也和共和国老帅们一样难逃当“运动员”的厄运，在运动初期不久便受到冲击而被“解甲归田”“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基层的酒鬼民警，他因紧跟形势并识时务而高举造反有理的义旗，得到市局造反派头子的赏识首肯，从而一跃坐上了这把交椅，后来人们洗刷他是酒醉心明白，就是想趁着天下大乱过过官瘾。
江汉清一开始对来势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也曾想不通，真应了那句文革流行语，“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作为在白色恐怖时期搞过地下工作，后来又率兵打过仗的江汉清来说，不管个人命运潮起潮落，他相信党和人民的信念却始终不渝。
这次虽然是临危受命，但果然也是出手不凡，不负众望。在经过重新勘查现场，听取了万处长关于案情的详细汇报后，江汉清初步认定是一桩内外勾结的盗枪案。按照这一侦破思路，经过认真的摸底排查，从一个外号叫“耗儿”的社会混混身上，找到了案件突破口，并在他家中搜出三支“五四式”手枪和六十发子弹。
预审中，江汉清不用吹灰之力便撬开了“耗儿”的嘴巴。“耗儿”对此案供认不讳，并指认了同案犯贵州籍士兵高发林。两人的作案动机让人难以置信，就是相约等高发林退役后，到他老家贵州梵净山原始深林去打猎。而高发林本人还有一个极其荒唐的想法，那就是有朝一日当着寨子的父老乡亲，在祖坟面前放上三枪，以表示自己衣锦还乡，凯旋故里。
这个案子破得相当漂亮，干净利落，也为江汉清送子从军埋下了伏笔。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全国各地的“武斗”基于平息，近千万的红卫兵小将们，虽然经历了风雨见了世面，在大风大浪中茁壮成长起来了，但此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择业，总不能当一辈子红卫兵小将吧？何去何从还得等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拿出最高决策。好在英明领袖毛主席力排众议，大手一挥，就像当年指挥解放战争一样，发出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及时的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就业”问题。最高指示一经传达，全国上山下乡运动顿时风起云涌，势不可当。后来被人们称为“老三届”的这一代人，几乎都没能逃脱上山下乡或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命运。
江汉清的大儿子江海洋虽不属于“老三届”之列，可这人小鬼大的家伙却早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了。他的胸怀大志的打算是只要党一声召唤，毛主席一挥手，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
他非常向往那片美丽神奇的红土高原，那里是金孔雀的故乡，居住着二十几个少数民族，又是祖国的西南边陲，紧邻越南人民共和国北部，说不定还可以与兄弟的越南人民一道并肩作战，同仇敌忾地共同抗击侵略者——美帝国主义。
江海洋之所以有这样的激情梦想，豪情壮志，这要归功于在云南地质勘探队工作的大表哥王国治的激情煽动。如果评价他是个宣传家倒也名副其实，一点不过份。这个“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武斗”一开始便审时度势，激流勇退了。然后摇身一变成了逍遥派，回到江都市“逍遥”时，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口若悬河的把云南吹得神乎其神，邪乎的要命。让思想单纯还未踏入社会的江海洋中毒很深，为此神往，常常生活在那种脱离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幻想中。他甚至还邀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狐朋狗友，憧憬着有朝一日胸前佩戴大红花，告别亲人，挥泪南进，大有中华儿女多奇志，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并为此作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两手准备。
可是，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复课闹革命”。作为适龄生，刚刚踏进中学门坎才三个半月的江海洋，在课本都未发齐的情况下，却在一夜之间，糊里糊涂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由此彻底打破了他进军云南边疆的黄梁美梦。那时他还不满十六岁，能够和军干子弟一起“走后门”当兵，况且还是在不到法定的参军年龄，这自然是得益于他老爸与军方的良好关系。
与江海洋一起入伍的还有关副市长的儿子关山岳，江都市建国以来第三任法院院长的儿子常忠勇。除了他们三个来自地方以外，其余的全是来自江都市各驻军单位、军事院校和红军院的军人之后。他们和几百个男女新兵集结在市郊的一个部队仓库里，度日如年的等待着接兵部队的人员到来。几百新兵里，最大的已年满二十二周岁，是一个老红军的儿子，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二岁，说起话来奶声奶气，叽叽喳喳。这让身穿一身肥大军装，斜戴军帽的江海洋看了都有些犯糊涂，这到底是去当兵呢？还是去军训？这批“新鲜血液”，通过“走后门”的特殊方式注入部队，使得共和国的《兵役法》形同虚设。
江海洋当兵时，正值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前期，许多部队坚定不移的执行毛主席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介入地方，参加“三支两军”工作。那是因为“天下大乱”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因“观点”的不同，以及后来的各种复杂原因，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后，形成了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两个对立派都旗帜鲜明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文革”爆发初期的那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随处可见传单标语，以及“急风暴雨似”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阶段已经过去，但随之而来的是两派“有来无往非礼也”的对抗式游行示威，互相声讨对方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的倒行逆施。革命的风雷在胸中激荡，捍卫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人们像疯了一样，热衷于自己的派性组织，在派性的驱使下，为了红彤彤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六亲不认，夫妻可以因为派性反目，儿子可以因为派性不认亲爹，家长也可以因为派性而不对子女“有容乃大”，一个家庭的成员，可以因派性观点的不同而阵线分明，势不两立，随时爆发两种派性观点的“辩论”，唇枪舌剑，情绪激昂，搞得一家人是乌烟瘴气，家无宁日。
社会上的两派势力，更像是两只斗红了眼的雄鸡，也像两个受人钳制会说话的木偶人一样，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谁都不服气谁，谁都唯我独尊，唯我独“左”，谁都向革命群众竭尽全力标榜自己这一派才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左派。
一开始两派还比较文明，也比较克制，只局限于“文攻”，也能保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高姿态，后来发展为抢占革命舆论宣传阵地，各自雄霸一方，扯起高音喇叭，互相攻击谩骂，最后是双方对垒大打出手，逐渐升级为“武卫”。两派一开始是拳脚相交，后来是头戴藤帽手持丈八钢钎，像古时军队作战那样列队厮杀，再后来就是动用枪支火炮，搞得神洲大地是枪声不断，都处硝烟弥漫。家喻户晓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毛主席讲话，就是指的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而江都市又是全国首当其冲的“武斗”重灾区，也是两派间“武斗”打得最为惨烈的城市。两派率先动用真枪实弹来打“派仗”，这主要在于该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拥有全国最大的八大兵工厂，而且都是生产常规武器的。因此，兵工厂里的两派可以在一个晚上武装起数十个战斗师来互相抗衡，这对于“造反派”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更有甚者，江川兵工厂的“造反到底”兵团，还把四十年代大军阀刘湘的专舰，改造成战舰，并安装了３７高炮，从江都市顺长江而下打到近千里以外的千州市。一路乘风破浪，耀武扬威，炮利船坚，所向披靡，让下川东一带同一派性观点的“造反农民军”，深受鼓舞，以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日子指日可待。
江都市的“武斗”升级，就像一块巨石一样滚进水潭，溅起一圈又一圈的波澜，迅速波及漫延到全国。许多兄省市自治区紧步它的后尘，把中华大地“搅得周天寒切”，国无宁日。尤其是江都市的武斗严峻形势，震惊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要想抑止和控制这种“天下大乱”的局势，军队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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